摘要：同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颁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规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幼女被他人强迫卖淫而仍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论处。 ...
对此，鄙人并没有时间及能力去全面了解，甚至没有充分研读孟勤国教授那篇文章并核实其中所评论的事实内容，为此本文并没有资格具体针对任何特定的主体作出评判，主要只是倾向于探讨一个属于一般性的学理问题，即：批评法官应该受到何种学术规范的约束。
每一个当事人，对于司法裁判都是有个预期的，如果司法裁判不符合他的预期，他还可以申诉，而这种申诉又没期限，原告也可以申诉，被告也可以申诉，最后一例案件的审理就也没有了期限。这种法治进路的特点是比较稳健，不论英国的法治进程也罢，美国的法治进程也罢，虽然都包含理性建构的因素，但主要是靠人民经验推着它走，靠社会变革推着它走。
我们过去一直强调党政合一，议行合一，什么事情都可以由党的领导说了算，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是这样的。谢晖：你的问题非常好。马克斯·韦伯等人把理性分成两种，一种是价值理性，一种是工具理性。只有这样，所有人才会把法律当回事，才能真正地树立一种工具理性。在中国古人看来，目的就是道，道是主要的;而手段是器，器是次要的，君子不器，君子追求的只能是道。
至于您说的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这种情形，一方面可能与法律，特别是成文法律本身存在的问题，如机械性、片面性、过于形式性等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司法体制、司法环境以及司法者的素质相关。如何在制度上落实法院的独立审判? 蒋保信：在制度层面上，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来保障法院的独立审判?现在的法院还是太弱势。执政的示范和风化，养成我等臣民的亦步亦趋，只要逮住机会，必以高尚、道德示人，才可有资格说服他人，才可握住正当话语权。
不要说把学术作为道统担当，即使把学术当作自个儿终身志业、个人爱好者又有几人?像许章润那样功成名就，仍笔耕不辍，像何家弘那样名满天下，仍下决心要每年发表十篇论文的学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学界直陈政统之弊，法界批评道统之非，就此而言，此次争论之所以能引起如此波澜，如此广泛关注，绝非偶然。在不少人看来，这纯粹是法律共同体内部互咬、对掐的唇舌之争、文字对决，但在我看来，这场争论提出的问题，直指当代中国政统合法性和道统合法性的重大危机。倘藉此争论，能深入对这些相关问题的探讨，所谓唇舌之争或许就会转化为重建政统和道统合法性的重大契机。
也让我想到了国朝以来的新传统：面对直接威胁其安全的利维坦，人们或者趋之如鹜、蹈之如鲫，或者闭口封言、明哲保身(这在前些日子公安肆意捕律，媒体肆意审律一事中不难看出。在此，俨然凡是出手批评他人者，在私德上都高出他人一筹。
同样，在此制下，对任何人的高尚道德要求，都不过是格外的奢侈。而面对对自身并无实质性威胁的所谓威胁者，则必欲大动干戈、鱼死网破。司法在党国原则(而非法治原则)下以政治正确牺牲法律正确，以自觉依附牺牲司法独立，以与民争利牺牲裁判公平，使当代中国的政统外不接现代政制，内隔绝古代传统，所谓执政史无前例的创造，在政统上可谓是集专制的狠与资本的贪诸恶于一身，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则只见开幕，不见过程，只见口号，不见行动，甚至反转为取其糟粕，去其精华!至于学术，在所谓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指标学术的权力意志下，在所谓课题学术、获奖学术、职称(学位)学术的利益意志下，学人的道统担当或者为权力背书(法学界此类英才尤多)，或者为稻粮谋。反观学界和法界争论的主要参与方，几乎见不得对方的任何一点批评，否则必欲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方激烈，我比他还激烈。
此次论争的问题是什么?我以为一是由学界孟教授文章所揭示的裁判伦理和司法信任危机;二是由法界两位主要参与者所指出的学术伦理和学术信任危机。我这里所谓道德武器，仅指私人道德或权利道德。一方面道统凋零，另方面重建道统更是遥涯无期，因之，导致学界浮躁，刊界也对之予以趋附。因为上述两个问题，都寓意着当代中国两个核心领域的合法性危机，即政统合法性危机和道统合法性危机。
而私人道德，除却违法的缺德(本属于违反公共道德、职业道德或者政治道德)外，其余皆属权利选择范畴——无论中人道德还是圣人道德，皆如此。但人又不得不思考，否则，人类不思考，上帝就胡闹)。
此风之坏，直叫人生生无语!因此，如学界、法界和刊界藉此次学案而因势利导，深入上述两大关乎国家命运、关乎公民前途的问题展开讨论，学界、法界、刊界互为镜鉴、互有所获，或许是不幸中之大幸。于是，争论的主题便消隐，而对他人的道德挞伐和对自我的道德自信却凸显。
何以如此?我想除了传统文化中德教的精神遗存之外，更与新朝以来，执政似乎永处道德顶端(所谓三个代表)而俯视芸芸众生不无关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题中要义。为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既要服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总道路，又要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总道路。与西方国家的法治道路相比，我们的法治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即，这条法治道路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形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总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在论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时，指出其内涵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法治发展的西方视野与中国特色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必然要求法治建设的全球品质与中国特色的会通、国际经验与中国问题的兼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有四个问题需要正确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党和法治的关系是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重大历史贡献就在于明确提出我国法治建设走的是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实现传统法文化的现代转化，要求我们回答什么是中国法文化传统以及什么是中国优秀法文化传统的相关问题，要求我们能够在传统中区别良莠，会用现代的眼光审视传统。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法治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
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澄清的认识问题，又是一个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现实生活中，有人想以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为由否定党的领导，也有人会假借坚持党的领导名义，无视党纪国法，甚至违宪违法。在党内，尽管在理性上已经认识到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重要性，已经认识到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但要成为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共识并不那么简单。而且，作为一个封建人治文化和人情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当中，我们必须特别警惕传统法文化中权大于法的人治思想、情大于法的人情思维的消极影响，必须克服法治实践中的历史传统决定论观点以及由此而发的关于法治建设的悲观主义情绪。
只有强调法治发展的共性和基本准则，才能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可，从而获得我们的法治话语权、更好地参与国际的全球治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其中，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
依法治国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极大考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大局的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
法治是属于人类共同的治国理政经验和精神财富，我们不应当把它说成是西方所特有的东西，而把自己隔绝于法治文明之外。这些概括，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科学内涵和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要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不是纯粹西方意义的民主法治，也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建设的再版，更不是本土的封建法家法治。
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相结合的问题 作为法文化传统深远的国家，中国推进现代法治建设离不开对传统法文化的细致梳理与辨别，离不开对中华法文化之精华的汲取。他强调，对这一点，要理直气壮讲、大张旗鼓讲。
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时注意以下两点：首先应当做到坚持法治的共识，即恪守被世界各国所公认的基本法治理念与原则，而不能将中国法治与世界法治发展乃至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过程相割裂。要向干部群众讲清楚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做到正本清源。
其次，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自信。坚持依法治国，是为了保障人民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保障。
